
在这样一个特殊时刻,因为我们的相聚,因为我们的阿里日,我们有这样一个机会聚到一起。大家都知道,阿里日是我们的传统。今年的疫情能够让我们想到很多年以前,想到我们阿里日的起源,想到SARS。正是在那个年代,我们阿里的小二们在家人的支持下,抗击病魔,坚持服务客户,才有了我们今天阿里的精神,才有了我们今天阿里日的缘起。
层层推进 税改步入快车道2019年9月,记者在河北省石家庄市灵寿县73岁农民王三妮家中院子里,见到一尊“感恩鼎”。“感恩鼎”通高201.9厘米,寓意2019年铸造;鼎足高70厘米,寓意庆祝新中国70华诞。方鼎正前部,阳文镌刻“感恩鼎”三个大字;背部也采用阳文雕刻,440字铭文传递出铸鼎人的感恩之情。
在直播中,旁白介绍说:“近年来,深圳市公安局组织特警支队,针对当前群体性事件,不断演练完善,形成一道成熟的防暴处置战术,对不同规模不同性质的群体性事件,随即组成防暴队形,灵活机动,武力适用,打击准确,控制有效。”新京报记者注意到,深圳市副市长、公安局长徐文海在现场带领1.2万名警力宣誓:“我宣誓,不忘初心,牢记使命,对党忠诚,服务人民……践行新使命,忠诚保大庆。”
到2016年底,当人民币汇率距破七、外汇储备离破3万亿元仅一步之遥时,“人无贬基”“中或最赢”等看空情绪高涨,保汇率还是保储备争执不下。这时,如果选择让人民币一浮到底,则必然是人民币过度贬值(如同2014年的俄罗斯卢布崩盘),这对国内外都会带来诸多不确定甚至是破坏性的后果。若想继续消耗外汇储备,但早在2016年初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,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(Lagarde)女士就暗示这不是一个好主意。无论从传统预警指标还是基金组织的最新标准看,当时中国的外汇储备依然较为充裕。但问题是,不用的时候,如亚洲金融危机期间,就从来没有人讨论过中国1400亿元外汇储备够不够用;用起来以后,4万亿元的时候说外汇储备多了是负担,3万亿元又担心不够花了。因为市场把储备下降当作坏事,边际成本是上升的。储备下降越多、持续越久,对市场信心的负面冲击就越大。
2014年底,我们又判断,当内部经济下行叠加外部美元走强的冲击时,中国国际收支可能会遇到大麻烦。2015年初,在50人论坛年会上,我建议在研究制定“十三五”规划时,要拟定应对资本流出的预案。媒体冠以“外汇管理局司长:亚洲金融危机气息离我们越来越近了”的标题对外报道,引起市场关注。据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的朋友告诉我,基金组织在晨会上讨论了相关报道。当年4月,基金组织发布的《全球金融稳定报告(春季)》明确指出,2008年危机以来,全球金融风险不是下降而是在上升、在转移。这与我们的看法不谋而合。
第二个阶段:1992-2000年以试点推广为特征的扩大开放阶段。最主要标志就是邓小平发表南方谈话,指出计划和市场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,资本主义也有计划,社会主义也可以有市场。这些论断彻底终结了发展市场经济是姓社还是姓资的争论。这个阶段,外资开始大规模流入中国。